“工体”：演唱会串起的流行音乐史

  1985年4月，英国经纪人西蒙·纳皮尔-贝尔（Simon Napier-Bell）带着威猛乐队（Wham！，以下简称“威猛”）浩浩荡荡地奔赴北京。他们直接从英国包了一架飞机，机上坐着乐队成员、亲友、各地记者和一个纪录片团队，声势浩大。这个共计上百人的外国组团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威猛成立于1981年，由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和安德鲁·维治利（Andrew Ridgeley）两名团员组成。这一年的他们已小有名气，代表作Careless Whisper在英美市场受到欢迎，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纳皮尔-贝尔于是将他们引入中国办一场演唱会，地点是工人体育馆。但是演出真正开始后不久，纳皮尔-贝尔就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按照惯例，随行的记者和摄像机本应该对准舞台中心的乐队，但是四首歌过去后，这些人还一直将镜头对准观众席。他恍然大悟：“这些媒体不是来看威猛乐队在北京演出的！他们是来看中国人民观看威猛乐队演出的！”

  只要翻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演唱会历史，就不难理解西方媒体的好奇。1985年威猛乐队在北京举办的这一场演唱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演唱会，威猛也因而成为第一支在新中国演出的西方乐队。纳皮尔-贝尔是幕后的最主要的策划者。他推动这场演唱会的理由简单明确：彼时的中国刚刚开放，只要威猛乐队能成为第一个在华演出的乐队，那名气肯定就会在全球急速蹿升、一举成名。

  为了促成这一历史性事件，从1983年起，纳皮尔-贝尔在一年半里往返中国13次，宴请各类人士，在饭桌上察言观色以推动事情落地。后来他将这样的一个过程写成了回忆录《我来请你吃饭》（I’m Coming to Take You to Lunch），里面记录了他劝说有关部门的理由：“中国现在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进来，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不确定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对外开放……如果中国邀请一个流行乐队来北京开一个演唱会并向全球转播，那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巨大好处。”同一时间想来华演出的还有英国皇后乐队（Queen）。为了不让后者抢先成行，纳皮尔-贝尔特意准备了两本关于两支乐队的小册子。在威猛的册子上，乐队衣着规整、打扮干净，还经常邀请父母来看演唱会，而皇后乐队册子上则是衣着离谱、妆容浓艳而狂野。

  相关部门最后允许了威猛乐队在北京、广州各办一场演唱会，但所有成本需要他们自付。为了让演出现场的传播效果达到最好，乐队从英国空运了全套设备，还邀请了和声、伴舞乐团、欧美各大媒体记者等人一起同行。他们甚至还提前录制了上万份磁带免费分发，以便让中国观众熟悉，到时候好跟着乐队合唱。磁带正面是乐队原唱，背面是歌手成方圆的翻唱。纳皮尔-贝尔觉得，这一切都会被拍进随行的纪录片里，会为乐队带来非常大声誉——他已提前将版权卖给了美国CBS电视台，这让这次中国行不至于亏本。

  纳皮尔-贝尔精明的商业头脑，让我们今天还有幸能一睹当年这场演唱会的风采。在这部名为《威猛在中国：天外有天》（Wham! In China：Foreign Skies）的纪录片中，中国观众对威猛展现出无尽的热情和好奇。人们穿着深素色的中山装，排着几百米的队抢购门票。一些机关单位得到了赠票，其他门票则以5元一张售出，这在当时月均几十元工资的年代并不便宜，买票还要单位开介绍信。1985年4月10日傍晚，整个北京有约1.5万人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期待中，奔赴工体。

  现年65岁的退休特级教师周又红是其中一员。她当年25岁，刚刚成家不久。母亲的一位战友给了她两张赠票，前提是希望她在演唱会后返还那盘磁带——看演唱会的观众，都会得到一盘威猛的磁带。周又红喜欢音乐，姐姐就在武警文工团从事声乐表演，带她看过不少演出。演出前晚，她兴奋得一夜没睡，次日和先生早早出发，还特意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一件绿色涤卡双排扣上衣。“在当年这绝对是一件大事，所以大家都想穿得好看，有一种仪式感。”周又红在40年后对本刊回忆。纪录片镜头里也一改当年街头清一色的深色中山装，工体馆内满是鲜艳着装的年轻人。

  演出一开始，两束灯光打在了两位主唱身上，白西装，袒胸无衬衣。音响一响，声音也巨大。这是当年的年轻人从未有过的体验。“那个灯光打得非常迷幻，那之前我看演出的时候都只见过白光，亮堂堂的。”周又红说。两位主唱唱歌时，现场还有优美的和声和身穿奇装异服的伴舞。“那会儿我们刚刚改革开放，哪里见过这些！之前看的演出也都是在大礼堂，是挨个儿报幕的，然后一个人上去唱完就走。”

  面对威猛的新颖演出，现场观众们最开始表现出一种朴素的拘束。当乔治·迈克尔邀请观众们一起跟着旋律打拍子时，很多不明所以的观众还以为是需要掌声，就错位地鼓起掌来，这也让乔治觉得中国观众不够热情。后来，英国大使馆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无论中国观众还是威猛，都不太明白他们在做一件完全超越经验的事时需要如何表现。”唯一的例外是坐在体育馆第二排的外国驻华使团。随着演出深入，很多受邀的外国使团成员跟着拍子扭动起来，这也感染了很多周围观众。纳皮尔-贝尔看到这一排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人们在露台上翩翩起舞，不是有节奏地跳，而是狂躁地摆动手臂，像朋克摇滚手一样尽情释放能量”。这一幕让在场的记者和纪录片摄像们都坐不住了，纷纷往上层游走，寻求拍摄最佳镜头。

  周又红当时坐在上下排之间。随着气氛渐渐热烈，她周围很多人也开始扭动起来，学着跳舞和打拍子，但现场安排的很多安保劝阻大家“坐下！坐下！”。周又红想跟着跳，又碍于此放不开，“也怕跳起来人家（歌手）会觉得不礼貌”。她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跳得很是热烈，第一次被劝阻后立马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跟着舞，最后被现场安保给抬了出去。

  整场演唱会延续了近两小时，在逐渐热烈的时候走向了尾声。散场时，有人在门口叫着想回收威猛乐队的磁带，出价高达100元，但愿意卖的人寥寥。周又红回家后把磁带给了母亲的战友，但后面自己想办法去听了很多威猛的歌曲，成了一个乐迷。“这场演唱会像是一个窗口，让我们正真看到了外面的音乐是怎样的，外国人又是怎么样去欣赏音乐的。它也让我第一次见到了美轮美奂（的舞台）。”周又红说，“音乐就是要去现场听才有感悟，才能体会到那种情绪联结。”

  这场演唱会也在国内外的音乐圈产生了巨大影响。演出结束后一周，当纳皮尔-贝尔带着乐队前往美国时，他在海关入境时就被认了出来：“你就是那个管理威猛的人？我们已整整一周都在看你们的新闻了。ABC、NBC和CBS……不管打开哪个频道，上面全是你们。”而在中国的北京，一位在职高学习精神病护理的年轻人在听完演唱会后不久便退学，重新考取了北京青年轻音乐团，他的名字叫窦唯。另一位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年轻人，则开始反复扒拉留下的那盘威猛乐队磁带，研究其音乐风格，他的名字叫崔健。

  威猛北京首演选在工人体育馆（以下简称“工体馆”），是纳皮尔-贝尔主动提议的。这个选择在当时不需要太多理由。这座建于1961年的体育馆，是北京最早的大型室内体育馆，当时能容纳1.5万人，在改革开放初兴的年代承载了首都最多的文艺活动。威猛首演前，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在这里举行。它跟一街之隔、作为共和国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体育场（以下简称“工体场”）并列，组成了日后闻名遐迩的“工体”区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北京，已经能接触到一些西方流行音乐，有了诸如崔健、窦唯这样痴迷音乐的乐手。1986年，威猛演出一年后，“让世界充满爱”的音乐会在工体馆举行。《让世界充满爱》是中国大陆第一首流行套曲，是为“国际和平年”献礼的作品，由郭峰作曲。一年前，郭峰也在工体馆感受到了威猛带来的冲击，而也正是在这场演唱会上，崔健最后一位登台，首次公开高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那一声历史性的嘶吼，在日后的各种叙事里都被称作“中国摇滚乐的开端”。这也让工体有了别样的文化地标色彩。

  “那晚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听了之后就非常振奋，因为这种歌以前没有听过。当时一下就知道了崔健，知道了《一无所有》。”资深音乐节目主持人、电台DJ王东对本刊回忆。那时候他还在学校上学，看的电视转播。那场演唱会参与的歌手有上百人之多，但“崔健作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立音乐人，是真正地被看见了”。

  不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崔健、窦唯这类推崇摇滚的音乐人，都还不是被社会追捧的主流。1980年中后期起，港台流行音乐开始大范围进入大陆，1991年末，齐秦要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开始流传，选址在工体馆。王东对本刊回忆，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很激动，到处买票都买不着。开演那天，工体馆外的几条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齐秦的“狂飙”演唱会连唱三天，率先以现场的形式在大陆刮起了台湾的流行乐旋风，那种丰富而抒情的节奏、变幻的灯光与他一头狂野长发的舞台形象，成就了华语乐坛史上一场经典的演唱会，多年后还被乐迷们津津乐道。

  也是在齐秦的演唱会后，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体育馆开演唱会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北京生根发芽，工体馆是当时最主要的演出场馆之一。时隔多年，王东已经记不得第一次去工体馆看演出是何时，“但肯定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多年下来累计了上百场。除了演唱会，还有歌剧、古典乐和芭蕾舞等等。“它就是一个文化载体，什么文艺活动都能往里装。”王东说。那时场馆周边的交通也不堵，媒体甚至能开车直接开进馆内。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演出的高潮时，全场观众竟然都点燃了打火机，形成了一片摇曳的星火之海。工体板块也在这时候渐渐成了一个年轻人的集聚地，有了酒吧和夜店。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能在工体馆开演唱会尤其是个唱的歌手并不多，只有顶流的港台流行歌手，“大概是齐秦这种级别才行”。中国大陆的歌手机会更少。王东回忆，虽然有些内地歌手已经出名，但那时还只有凑成一个主题系列的“拼盘”演出，有时候唱的也是别人的歌。

  港台流行歌手的受欢迎程度，在世纪之交时达到了巅峰。1999年8月，有“亚洲天后”之称的张惠妹在北京举办“妹力99”演唱会，直接将演出设在了工体场，成为首位在这座大型体育场开个唱的歌手。能容纳6万人的工体场开票5万余张，最高票价达2000元，均创下北京演唱会的历史之最。那是王东第一次去到体育场内看演唱会，他的票在内场。“特别新鲜，通道口都不一样，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找，得一路小跑。进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体育场内原来这么大，环视四周，当时就觉得好震撼。”王东说。如此大的体育场需要有极强的人气支撑，技术设备也得跟上。后来他有机会去到工体场的看台听时，便觉得音效不好，周围观众甚至都在漫不经心地聊天。

  张惠妹之后，是张信哲、王菲、刘德华这样的港台顶流，以及自带全套演出设备的日本人气乐团GLAY。据新闻媒体报道，GLAY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来华参演，所有的灯光、音响等设备自带，装了好几个集装箱从日本运来，让现场演出的效果尽善尽美，最后甚至还把舞台升了起来，实现了舞美效果的升级。“那时能在工体场举办个唱的大陆歌手基本上没有，只有港台地区和海外的顶流。”王东说。这种情况持续到2008年后。2012年，汪峰启动了在工体场的演唱会，北京公交站台打出的广告语是：“汪峰，首位挑战工人体育场的大陆男歌手。”

  进入21世纪后，工体场和“鸟巢”对演唱会的开放让最顶流的流行明星有了去处，大型演唱会的重心也由此从馆往场转移。场与馆的分流，给了一些非流行风格的音乐人以舞台——他们得以有机会进入工体馆开唱，让“工体”作为文化容器的功能被进一步放大。

  这当中的一个代表是许巍。这位来自西安的摇滚歌手在来京北漂之初就被音乐公司相中，1995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执着》，凭借着田震的演绎红遍中国。很快，他又发了新专辑《在别处》，圈内的人都觉得他很有才华。1995年前后的一天，王东在北大主持活动，许巍上台唱了一首《执着》，台下反响异常热烈，“那时候他在学生群体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了”。但是此后许巍的发展并不顺利，一度患上很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到西安治疗。

  2000年前后，王东做的流行音乐榜单已在业内享有一定名气，许巍状态好转、回到北京后，他和音乐圈的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帮他。有一年某音乐榜单要评奖，王东就推荐了许巍。这些流行榜单的评奖当时还被港台唱片公司所主导，负责颁奖典礼的香港主办方并不认识许巍，也不熟悉大陆的摇滚风格，在彩排时安排许巍在颁奖台上来回游走、边唱边走步伐。这让内敛木讷的许巍很不适应，步伐走得异常生硬。王东看到后非常生气，“那次把我气得够呛，我觉得导演根本就不懂，在瞎安排”。

  2002年后，许巍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时光·漫步》，终于大范围被人看见。2005年，有了人气支撑的许巍在工体馆举办了“留声十年绝版青春”演唱会，以纪念自己出道十年。这是他的第一场大型个唱。王东当时坐在台下，看着许巍整场都安静地站着吟唱，终于不用在舞台上跳来走去，觉得感动不已，“这才是适合他的舞台，才是他真正的东西。当时我好感动，觉得他终于圆梦了”。那场演唱会人气爆满，一票难求。搜狐音乐后来评论道：“长期以来，在很多靠着华丽商业包装、趋于低龄化的港台主流音乐面前，大陆原创音乐始终不能占到上风，但许巍的‘绝版青春’却给了我们无比的信心。”

  让曾经小众的、不被看见的音乐人被看见，是这一时期工体馆所承载的功能和意义之一。很多歌手通过这一个舞台，开始正式地走入到主流大众的视野。此时此地的演唱会也有了更多元化的表达。不过有时候，工体馆的个别演出可能也会因过于先锋小众，未能获得市场认可。

  2011年，美国传奇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在工体馆开唱。这在当时被媒体称作是有“朝圣意义的演唱会”，郑钧、宋柯、左小祖咒等歌手前往观赏。现场没有大屏幕，也没有舞美灯光，只有拉起的一块大幕布当背景，鲍勃·迪伦就在这样极简的舞台中以一种行吟风格而唱，甚至会随性而为，把熟悉的歌曲拆碎。除了介绍乐队，他整场演唱会也没说一句话。这让很多人大失所望，有人低头玩起了手机，发微博称自己是来“打酱油”的。摇滚歌手左小祖咒后来说，迪伦的演唱会比他想象的要极端，“不说谢谢，不苛求掌声，充足表现了一个卓越诗人的尊严。他让我睡了四觉，他成功了！若不是这样我会有些失望”。

  这类小众的先锋音乐要获得市场认可，得等到2015年前后。王东认为，这跟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我们是一个大国，所以这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很多人考虑的都是挣大钱，为音乐服务的都是大产业链。但随着经济发展，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分众市场的价值，开始慢慢形成一些小产业链。那几年里，有民谣歌手能慢慢巡演了，各地的livehouse也多起来了”。

  2015年后，移动互联网兴起催生了网易云音乐这样的平台，一些小众而先锋音乐人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这一年，独立音乐人迎来集体爆发，有6位独立音乐人进入工体馆办起了个唱，而前一年这一个数字还是零，当中包括李志、谢天笑、野孩子乐队等颇受年轻人喜爱的音乐人。王东说，很多音乐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工体梦”，“能去工体，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被慢慢的变多的人认识，有了一定人气，事业不能说到达顶峰，至少也是一个里程碑了”。

  在承办了多年文娱演艺活动、北京国安队的足球比赛后，“工体”区已是北京一个文化地标，与三里屯共同代表着一种年轻人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建筑，工体的两大场馆年事已高、到达了建筑常规使用的寿命上限，面临如何更新改造的命题。王东说，老工体当初在设计时似乎没考虑过文娱功能，他去工体的场和馆都主持过节目，发现里面都比想象中简陋，没有更衣室，“化妆间镜子都已经斑驳了，有的连柜子和衣架都没有”。

  2020年7月，工体场率先启动保护性改造复建。项目采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由北京国安队的控制股权的人中赫集团主导、联合各方参与，按照“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标准做复建。

  中赫工体副总经理、设计负责人宓宁告诉本刊，因为涉及民营资本的回报问题，新工体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娱功能，加入试衣间、休息间、化妆间等完备的后台。但最大的改变还来自于内场的形态——取消了原有的跑道，看台和内场更加聚拢，最近只有8.5米，观看体验逐步提升。“老工体的场子很开，看台只有两层，像一个盘子；新工体把主要看台升为4层，更像一个碗。所有座位的C值（视线升高值）全部按照国际标准在60～120厘米之间，超过50%座位是在C值大于90厘米的最佳视距。在保证C值、看台碗形态的基础上，内场草坪最后是比城市道路下沉了11.5米。”宓宁说。

  音效方面也有了很大提升。宓宁提到，一般比赛和演出时的声效大多数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建筑声学效果，二是声学效果，后者是演唱会的音效来源。新工体的难度在于座位的上空加了一圈罩棚，其格栅材料以及比赛演出日的数万人都是吸音材质，因此在设计时，他们和北京建筑设计院专门的音效顾问团队做了长时间研究，反复模拟，改善其吸音度，最后得到了满意的效果。“罩棚本身也加大了声音的聚拢。我们也在后台给予了演唱会用电高峰的电量支持，电点、灯位的桥架都做了全覆盖的条件预留，有些甚至是座椅上都能做灯光的。”

  2023年，新工体投入运营后，很快收到了很多演唱会的申请。但考虑到要保证国安队正常比赛，整个2023年他们只接了一场演唱会。那是2023年10月，《乐队的夏天》在此举办了“再见·夏天”演唱会，这也是新工体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档综艺娱乐节目在此前5年里通过各支乐队的比拼，将中国摇滚乐从小众彻底推向了主流。这场演唱会是其收官战，邀请了6支顶流乐队参加。节目策划方米未传媒的负责人、主持人马东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之所以想办这样一场演唱会，是因为他做节目时经常问乐队的心愿是什么，“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在体育场开演唱会”。魔方演艺是米未传媒举办这场演唱会的合作伙伴。其项目负责人对本刊透露，米未与他们商议演唱会的方案时，“大家都觉得，因为工体在中国摇滚历史中承载了很丰富的情感，让这场演出落在工体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之一”。

  不过，如今的工体还无法经常举办演唱会。中赫工体大型活动总监李丹丹说，由于是专业足球场，新工体必须要考虑到对草坪的保护，演唱会档期应该要依据国安队的赛季赛程来排，所以定档晚、筹备周期也相对会短。最具挑战性的是演唱会与球赛之间的切换。“至少要间隔10天才可能正真的保证草坪正常使用。”李丹丹说，2024年6月新工体要办西城男孩（Westlife）的演唱会，中间还涉及冷季草与暖季草的更换，于是他们在筹备这场演唱会时就要考虑怎么有计划且顺利完成场地的转换，包括舞台移出、铺草、浇播等等，20天的排期“不能浪费一天，否则就是重大运营事故”。正因如此，新工体在确保俱乐部主场赛事的情况下，2023年运营至今一共举办了8场大型演出。

  工体在演艺公司心中依然有独特的地位。华人文化是近年来业内知名的一家演艺公司，手握、邓紫棋等顶流明星。其负责人张熠明告诉本刊，工体举办演唱会的地理和文化优势显著，“对于主办方来说，每场演唱会的散场是非常大的考验，几万人在短短十几二十分钟里离开，所以我们会跟不同部门联动。在工体的散场是比较便利的，现在周边有三个地铁口，新工体也有了地下通道和商圈，很多人出来就直接走入商圈消费了，就能在附近慢慢消化。”

  2024年，华人文化在新工体先后主办了告五人、杨千嬅的演唱会，观众中有大量年轻人的身影。50岁的杨千嬅在台上一度激动落泪：“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曾经是不可能的，工体对我来说是一个指标，而我是一个唱广东话的歌手，这里是我遥不可及的梦。”